到今年6月，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33个月负增长。6月，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0.1%，这是连续四个月负增长后首次的正增长——距离政府设定的2%年度通胀目标相去甚远。2022年至202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连续三年下滑，今年上半年延续跌势，同比下降1.8%。

高盛报告指出，2016年-2018年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有色金属和水泥等行业。而这一轮价格过度竞争已延伸至“新三样”行业（电动汽车、风能/太阳能和电池/锂）以及部分服务业（如餐饮外卖和其他电商业务），比过去更加复杂、更具挑战性。

房地产波及的行业，体感尤为明显。上游的建材、下游的家居企业，大多陷入价格战中。

李彬是重庆一家建材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介绍，重庆当地建材产品全线价格下跌，市场需求急剧锐减，现在不到原先的30%。厂家要活下去，只能“杀价”。C30混凝土价格从接近300元/立方米，已经降低近一半至180元左右。“汽车也好，房地产、建材也好，只要玩命加杠杆，就有钱赚，产品不需要多大的技术含量，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越是努力生产产品，售价反而越低，利润越微薄，而今，中国经济的症结之一是“内卷”。企业竞争加剧，促销活动不断，商品价格下降，短期看似乎有利于增进消费者福祉，然而，长期下去，将不可避免损害许多人的工作与收入。产品降价、利润下滑、企业裁员、消费减少，这被视作经济下行的征兆。它需要被中断。

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释放重磅信号，要求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这是2015年中国提出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后，时隔十年再次将“去产能”上升为国家行动。7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重点行业着力调结构、优供给、淘汰落后产能，具体工作方案将在近期陆续发布。

工信部点名的行业总共十个，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然而，新一轮“反内卷”风暴颇有燎原之势。从电商平台低价竞争，到银行卷利率，许多原本不在政策辐射之内的行业纷纷自发作出响应。光伏玻璃十大头部企业宣布7月起集体减产30%；唐山12家钢厂接到烧结限产指令；中国水泥协会发布“反内卷”自律文件⋯⋯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到底哪些行业真的需要“反内卷”？行政指令或市场重组，新一轮去产能究竟该如何推进？长远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何配合？“反内卷”能否扭转商品价格下行的态势？我们采访了钢铁、家具、家电、建材、光伏、汽车、锂电池、造纸、生猪等多个行业的企业。

“反内卷”不简单等同于“去产能”

2024年以来，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引发地缘政治反弹。2024年上半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时提及中国商品“产能过剩”，将之推至贸易争议的外交焦点。如果仔细梳理时间线，可以发现，中国酝酿“反内卷”政策其实已有一年。

2024年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措辞从“防止”变为“综合整治”，政策思路更为明确。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今年5月下旬，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些企业陷入“内卷式”竞争，有的以低价、超低价，甚至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有的制假售假、以次充好。这些都突破了市场竞争的边界和底线，扭曲了市场机制，扰乱了公平竞争秩序，必须加以整治。

6月27日，《反不正当竞争法》完成修订，新增解决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的内容。7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迎来27年以来的首次重大修订，增设多条与“反内卷”相关的款项，提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价格监管要求。

“反内卷”政策信号切中当下经济最要紧的命题，各行各业纷纷响应。但实际上，不同行业的运转特点、市场需求、生产盈利情况不尽相同。“反内卷”不一定简单等同于“去产能”。

“反内卷”风暴席卷的行业之广泛、问题纷繁复杂，且行业参与者大多数为民营企业，或许不能照搬2015年供给侧改革时期的去产能举措。一些市场机构分析，中下游及很多新兴行业存在过剩情况，且市场份额分化严重，可能需依赖市场化并购重组和产业联盟推进。

高盛分析，2016年-2018年，中国采取了强力措施削减工业部门供给，辅以棚户区改造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拉动需求。本轮改革可能采取更温和的、行业特定的方法来削减产能，更多地通过兼并收购来淘汰低效率产能、提升供给质量，以及通过“窗口指导”鼓励行业自律。

中下游行业需求不足，制约价格修复

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供需错配时有发生，这是市场经济的固有规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多次出现产能过剩，但新一轮“反内卷”不同之处在于，涉及“新三样”产业。且中国面临关税战、出口不确定性增强、国内宏观经济下滑、投资拉动减弱、消费需求不足的大环境。

倘若没有刺激消费的强有力举措，仅仅从供给层面去产能，或难解决复杂的内卷问题。

中国也曾采取过行政铁腕手段去产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以“四万亿”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为代表，各地掀起新一轮基建投资建设热潮，这加剧了2011年至2015年的产能过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13年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24个重点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产能过剩，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水泥等重工业行业产能过剩尤为严重。

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列明指标，要求在2015年底前淘汰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亿吨、平板玻璃2000万重量箱。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其中，“去产能”为五大任务之首。

现如今，“反内卷”的难度要比2016年更高，存在诸多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因素。摩根士丹利分析，上一轮去产能主要集中于上游产业，而本轮情况不同，PPI压力近70%集中在中下游行业，这些行业需求价格弹性高，终端需求疲弱时向下传导价格困难。目前高频数据显示，原材料价格上涨难以立刻引发全局性再通胀，且价格反弹可持续性存疑。

不少经济学家建议，“反内卷”政策必须避免过度投资、增强消费需求，才能走出当前境况。

供给端如何“反内卷”：限产能、保价格

物价下跌、行业内卷，其他国家的经验亦有前车之鉴。美国大萧条期间（1931年-1932年）物价年降幅高达10%，但美国仅用四年就走出了通缩。反观日本，在1992年-2021年的30年间，日本CPI同比增速年度均值约为0.3%，其中仅有2014年一年超过2%的调控目标，更有16个年份处于零或负增长，这被经济学家称为“慢性通缩”。日本经济亦陷入“失去的30年”。

建材行业的李彬告诉记者，许多地方已经开始限制缺少技术含量、同质化产品项目的立项，接着逐步关停技术落后、经营不善的产能。

7月25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在一场公开演讲中建议，先重组，再减产能。他举例，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水泥产能有1.2亿吨，但需求量只有4600万吨。日本将23家水泥厂重组成3家，再将3家水泥厂的产能等比例缩减至4600万吨。20年来，日本水泥产量始终维持在4000多万吨，价格稳定在100美元/吨左右。而中国目前是50美元一吨。

宋志平建议，从分散到集中，提高行业集中度。最近证监会推出了并购六条，用资本市场的方式推进大规模的产业并购。但大规模重组需要豁免反垄断法，后续还需要深入研究。

宋志平指出，像水泥、钢铁、光伏等产品，没有太大的价格弹性，降价是没用的，一家企业降了价，其他企业也降，需求还是那些。因此，要想产销平衡，必须限产。但限产后，价格上来了，企业又有了扩产能的冲动。限产量和限产能还得同时进行，才能保住价格。

宋志平认为，大企业必须带头自律，中小企业也不能做价格的破坏者。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少卿则指出，“内卷式”竞争出现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和产业基金正是市场供需失衡的重要推手。地方政府热衷于扶持同质化产业，一是增值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二是扭曲的政绩观，地方政府往往盯着中央的产业政策目录，却没有基于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产业。

黄少卿认为，财税关系的调整是关键，唯有如此，才能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转为以物业税为主，将极大地激励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治安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此外，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权和干预权，很多时候是通过地方立法和设立行政审批权等方式自我赋予的，建议中央可以对各地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逐一审核。

然而，即便“反内卷”行动在供给端的调整逐一落实，能否实现物价回升，仍未可知。

诚如李彬提醒的，国企央企拥有话语权甚至定价权，在价格谈判中拥有不可忽视的优势。尽管从供需关系看，供应量少了，需求量不变，价格就会上升。但建筑行业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内卷的模式。现在的总包方、特别是甲方，多是国企，议价权非常高，短期内很难改变不平等的市场博弈关系。即使民营企业去掉产能，甲方仍可能去寻求更低廉的价格。

需求端如何“反内卷”：扩大发展型消费

2025年，乃至明年，中国“反内卷”的关键或在需求端。

以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为镜鉴，大公国际的研报指出，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衰退、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及人口老龄化加剧是日本深陷长期通缩困境的根本原因。而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引用日本学者观点指出，自2013年实施了安倍经济学之后，日本开始走出通缩困境。平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房价、股票价格指数等指标均有所好转。

安倍政府提出的“三支箭”分别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张斌认为，在面对需求不足时，最直接有效的解决措施是让人们手头有更多的钱，愿意花钱。而截至2024年6月左右，中国居民部门有230万亿元的家庭金融资产，涵盖股票、银行存款、理财产品等形式，平均每个家庭的资产是46万元，但是中位数会比这一数字低很多。

因此，核心不是居民不愿消费，而是中国家庭资产不足的问题。张斌认为，无论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力度越大、行动越快，效果越好，拖延只会让问题加剧，使得经济衰退对经济个体的心理和行为造成长期负面影响的伤疤效应更加严重。

摩根士丹利亦认为，可持续解决方案在于果断地从供给侧宽松转向，实现经济从投资向消费的再平衡。中国增长模式需要四个关键转变，首先是停止在那些关键行业创造新的过剩产能，以避免加剧通缩挑战。

其次，削减、关闭现有过剩产能，确保所有行业总体上能产生合理的资本回报率。此外，接受较低的实际GDP增长目标，削减过剩产能将导致实际GDP增长放缓。设定较低的实际GDP增长目标也将消除继续加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动机。最后是提振国内消费。

摩根士丹利预计，从2025年秋天开始，部分行业可能出台更明确的产能整合或退出方案，但这些措施在初期仍以触及现象为主，如行业整顿、供给侧整合。对于“内卷”背后的本质问题，如政绩评价体系、财税机制、社会保障政策等，要改变地方政府为投资、规模、制造业的激励模式，实现全局性突破，可能要等到“十五五”规划及更深层次结构性改革配套。

我们采访的人士亦提醒，粗放式去产能可能会对地方经济造成较大伤害。应当针对不同行业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特点，制定相应的引导政策。例如沿海地区产业的科技含量较高，西部内陆地区产业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但是欠发达地区也要发展经济，不能“一刀切”。

摩根士丹利分析，目前，上游行业已出台一些温和减产或去产能措施；但下游过剩严重行业仍在探索，具体路线图预计三个月左右出炉。中国政府展现出“反内卷”信心和决心，显示其有充分意愿和动力去推进此事。但不同行业在短期内面临诸多挑战，比如一些行业更聚焦于私人部门，部分行业产能较新，在环保、排放量等方面过去的标准需要重新调整。

借鉴过往经验，上一轮供给侧改革主要聚焦旧行业，像原材料、重型工业、污染重的化工和能源行业。改革结束后，这些企业负债率下降，实现去杠杆效果，投资回报率（ROE）从2014年底不到5%的水平，上升到2018年初接近10%，有近100%的增幅。摩根士丹利预计，2025年中国低通胀压力还会持续，2026年大概率也会如此，但2027年有更大可能是中国经济整体走出低通胀的第一年。未来12个月到18个月，中国低通胀压力将逐渐改善。